中国公民与“啄木鸟精神”——我的法庭自辩词

 

尊敬的法官阁下：

请允许我以一则寓言开始我为自己的辩护。且说湛蓝的大海深处，有一片广袤无垠的大陆。陆地四周及中央，均被茂盛的森林覆盖着，飞鸟走兽，各从其类，栖息其间，渐渐形成各自独立的生物链。每片森林中的生物链，都有一种生物占据着统治地位，有的森林是由一群猩猩统治，而中央那片森林，我们姑且名之曰“中国”，则被几十只老虎长久统治着。每片森林中的生物链，彼此攀比各自森林中的物产指数、宜居指数、幸福指数等，彼此有交流，有征战，但总体和谐共处在同一片大陆上。这四十年，中国这片森林开始从过去的贫瘠窘境中摆脱出来，尤其是近年来因大举开发森林地产，各项指数后来居上，甚至逐渐赶超其他森林。老虎阶层认为自己森林所取得的成果乃是基于自身特殊情形摸索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绝不照搬其他森林的发展经验，以强势的宏观调控，集中力量办大事，方唤醒这片森林的发展机遇。但周边几片森林却对中国森林指手画脚，指责其发展是建立在对生物链下层权益的侵犯和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基础上的，是违反自然法则的。对此，老虎认为，我们一不输出革命，二不给你们添乱，因此，我们有着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对其他森林的指责置若罔闻。但为维系于其他森林尤其是西方几片森林之间的贸易顺差，仍签署了《联合森林生物权宣言》，承诺持续改善自己森林里各生物阶层的福利和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本森林内所有族群。森林自有史以来，都活跃着一群啄木鸟，是森林健康的守护天使。啄木鸟有时会传递一些不和谐的噪音，但这几年来中国这片森林里的啄木鸟显得异常活跃，喧嚣不已，老虎们认为啄木鸟的行为和思想严重侵犯了其正常憩息和捕猎，遂对所辖森林进行网格化管理、网络封锁、实名制......试图压缩啄木鸟的活动空间，以消除森林内其他种群的恐慌情绪，并制止这种情绪的恣意蔓延。某日，老虎接到线报，某啄木鸟居然跑到公共厕所内刷反主流价值观的标语，揭露林木病虫害蔓延趋势，指责老虎严重侵犯且危害各种群权益。此啄木鸟不日即遭锁定，逮捕法办。由是森林中的其他啄木鸟被迫噤声，流落他处做难民......由是这片森林中的病虫害遂愈加蔓延，植被枯萎，水土流失，富足的有产种群开始用四肢或翅膀投票，迁徙至其他森林。

我就是在厕所内涂鸦的这只啄木鸟，现在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

习近平博士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重视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王沪宁教授将这个新的社会阶层表述为，新兴的私营企业主、三资企业管理人员、学者、技术人员及科技创业人士等。很显然，这个新的社会阶层，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在市场经济的持续荡涤中千锤百炼，有着独立自主的个体意识，对自由、公平、正义有着最为切身的诉求，对运动式的、煽动性的民粹主义和卡里斯马（charism领袖魅力）式的政治领袖心存天然的排斥。他们是新时代公民群体中的中坚力量，公民社会已略显雏形。回溯历史，啄木鸟灭之不尽。随着这个新兴的社会阶层逐渐主导中国社会的主流民意，必然会在他们中间涌现越来越多的啄木鸟群体，为构建和谐社会而争鸣。

我来自美丽富庶的江苏苏州，出生在一户农民家庭，家境清寒，但安贫乐道。先祖季开生，清康熙年间进士，礼部侍郎。其时康熙欲在扬州大肆选秀，先祖顾念扬州刚经历“十日”屠城，再经此折腾恐人丁凋零，故冒死力谏康熙，遂受流徙之刑，死于东北，后人誉之“满清第一谏臣”。家祖父季子培，投身戴笠麾下抗战八年，出生入死，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遂避居乡野，后在“镇反”中枉死。家父在我三岁时教我识文断字，甚严苛，我六岁时便借助字典看完白话本《岳飞全传》。我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耳濡目染，家国情怀已然流淌在骨血之中，追求公平、正义，不畏强权，有家族荣誉感。

先哲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便是政治动物。一个人，但凡有些正义感，心存善念，必然会关心所身处的社会，若再有些家国情怀，就必然会关心政治，参与政治，兴国安邦。反观今日中国之政治生态，“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莫谈国是”，普罗大众对政治噤若寒蝉，对社会弊端避之不谈，视若无睹。我们这个社会正孽生大批大批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昔云，“崖山之后无中国”。今日中国，稍有正义之士，惟渐趋寥寥耳。

现在很多政府的官员的家属多移民至他们口口声声“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国家，有涉民生福利，言必称中国特殊国情，权贵阶层享受着西方文明成果，却逼迫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年各届、各级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一群被特别指派的代表们正襟危坐，道貌岸然，这群海外侨胞侨眷“代表”人民掌管着民生与福祉。这股势力，难道不是一股境外敌对势力吗？中共官员们，如果你们对中国仍有一丝感情，清把你们全部家属并财产从外国迁回来。

2018年11月14日，上海市公安局对我进行第17次笔录后，询问我出狱后是否愿意移居海外，令我忐忑不安。我的挚爱来自韩国，我当然会经常去韩国，感受她曾经的生活轨迹，但无意入籍韩国。我是中国人，若非迫不得已，不会选择政治流亡。当年的美国白人政府，也曾逼迫人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博士，但还是守住了底线，保持了一个民选政府的基本的体面。所以，我期待今日中国当局，尤其是“国保”部门，虽然你们在审讯过程中对我多有胁迫之举，但总体还算是执法有度，我特此请求有关当局保持体面和节制，善待我的家人，勿对我的挚爱在中国的居住和工作有任何干扰，以稍显政府的“法治“诚意。

政治和每个人的生活休戚相关，我们又如何避开政治空谈岁月静好？我少年时即经历家乡政府主导的大型动迁项目，当时就认为，如果政府在决策时开放一些，民主一些，步伐慢一些，我们中国的经济转型就能更平稳些，更和谐一些，人民的血泪就少一些，民怨何至于此？

随着中国各级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和攫取愈加深重，越来越多的国民在动拆迁中遭遇公权力的滥行，我在为他们合法信访提供法律援助时，切肤感受到各级信访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政府领导不作为，甚至与地痞流氓相勾结，逼迫国人拆迁。这几年中国各级政府所作所为，可谓一次又一次不断刷新中国民众的心理底线。

2011年我在某希尔顿酒店那看到一儒雅长者在客房区域散发卡片，呼吁关注中国人权。我觉悟到，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且是年轻人，我应该为国家做点什么。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在厕所涂鸦中，我就是一只啄木鸟，誓为国家啄尽妖孽。

经济学界有个理论，叫“路径依赖”，是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家活着的道格拉斯-诺思提出的。我认为这个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当前的社会怪圈，即，我们不得不强烈质疑中国执政党和中国政府是否已陷入公权力僭越的持续失控状态中，且再难转圜。

习近平博士在十九大报告中云，“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全党要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消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这段话言犹在耳，表明，习近平博士和执政党深知中国现状并非真如各类媒体所宣扬的那般岁月静好，问题已然严重到了需刮骨疗毒的地步。但为何仅将这些问题议之于庙堂，独不允许民间人士公开正视、批判、呐喊呢？这不正是愚民之策吗？习近平博士同时指出，“要健全自上而下的监督，也要健全自下而上的监督，更要鼓励党外群众进行监督”。如何监督？有完善的渠道吗？今日我批判了当局，就要承受刑责，被迫认罪！

伟大哲学家叔本华说，只要亲眼见到世界上的痛苦和悲惨，谁都会寒心的。按我们中国当下的政治语境和主流价值观，可能会把叔本华认定为悲观主义者，厌世主义者，或很多市侩口里所常挂的充满“负能量”的人。我热爱这个国家，看得到我们所处的社会有着美好的阳光，但很多角落里也存在着大片丑陋的阴影，看着阴影恣意扩散而束手无策。一个合法的政府，应正视社会存在的弊端，集合社会力量消除弊端，安能一味弘扬所谓“正能量”，对社会弊端闭耳塞听，一叶障目？一切以构建和谐社会的名义，将社会弊端用强权和谎言扫进地毯底下，门面再富丽堂皇，也是欺世盗名耳。

我在“厕所革命”涂鸦运动中触及三个议题：反对十九大修宪；反对“一带一路”盲目对外援助，以及就假疫苗事件向执政党和政府问责。

众所周知，文革虽已过去四十年，但文革余孽仍阴魂不散，文革惨况仍历历在目。各类领袖崇拜、政治动员性的标语、口号即便是在今日，仍充斥于公共场所，强奸民众的感官，近年来尤为愈演愈烈。这从另一方面饿应证了前述“路径依赖”理论，文革虽已过去四十年，今日的中国政府仍用“农业学大寨”式的政治语境动员民众，低级、可笑之至！十九大修宪，将领袖崇拜写入宪法，修改任期限制，文革噩梦恐有重演之虞。今日之中国，不需要明君。人民更期待一个开放、包容、透明的政治体制，开启政治改革，化“独治”为“众治”，给“啄木鸟”栖息空间。

说及“一带一路”，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共建政后以“意识形态”为纲、勒紧裤腰带援助的那些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今安在？我不否认“一带一路”符合中国长远战略，但必须遵守国际规则，确保公平和正义，同时应防范政治和财政风险，“一带一路”不该由国有企业担当主力军，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掌控举国之经济命脉，难以抵御国际风险；且国有企业过于行政化，管理成本高企，运营效率低，市场竞争能力差。政府应积极扶持民间资本参与国际市场的角逐，为民营企业家参与国际竞争保驾护航，唯如此才能提升中国企业的整体国际竞争能力。所以，“一带一路”，应政府引导，但必须“国退民进”。“一带一路”盲目外援，置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于不顾，尤其置广大贫困地区医疗、教育窘境于不顾，夜郎自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每年这些外环项目所耗资本，都足以支撑起中国施行全民免费医疗或全民免费教育，还能提升国民素质，何不为焉？故我反对之！

我认为假疫苗事件（2018年）应问责执政党，问责政府。盖因假疫苗事件已戕害一整代人，且是我们寄以厚望的下一代人。纵使暴虐如殷纣者，恐也不会做出此等祸国殃民之恶举。尔等仅罢黜区区数名官员，就能姑息民怒了？我们还没遗忘十年前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据说有关部门为此赔付了60亿人民币。我跟进了一些受害者，获悉如安徽阜阳市给患尿结石的儿童仅赔付了2400元左右，自此便不闻不问，没有定期体检，也没有后期健康措施。比如抚养临泉某食用毒奶粉的儿童，得了尿结石，现在10岁左右，发育明显迟于同龄人，身高也比同龄人矮10厘米，反应能力也比同龄人弱一些。估计这样的儿童全国应有百万之众。这次假疫苗事件依旧用此老套路搪塞广大受害者家庭？因而，执政党应就此向人民谢罪！政府应就此向人民谢罪，并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保障受害者权益，同时应从相应体制方面入手推行改革，以杜绝类似恶性事件再次发生。

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博士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敢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因而，我期待今日法庭能以开放的胸怀审理本案，希望控辩双方及法官阁下能达成如下共识，以彰显法治精神：

    1. 基于道德和良知；

    2. 着眼国家和社会的健康与进步；

    3. 体现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诸权利；

    4. 正视当前社会弊病；

    5. 正视公民社会与公民意识之崛起的现实；

下面，我对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我因参与“厕所革命”涂鸦运动触犯“寻衅滋事罪”，提出我的立场如下：

    一. 诚非所罪  甘受惩罚

    二. 于国有益  合情合理

    三. 公民社会  百家争鸣

一. 诚非所罪  甘受惩罚

所谓“寻衅滋事”，究其词义，“衅”者，时机也，故“寻衅滋事”可解释为寻找合适时机惹事生非。在本案中，我进行“厕所革命”涂鸦运动的动机并非哗众取宠，博他人眼球，且匿名为之，并不指望他人知晓是我所为；我所书内容乃针砭时弊，且基本符合现实，故无所谓煽动性；既然习近平博士和中共敢于直面问题，且鼓励自下而上的监督，接受党外群众的监督，我堂堂中国公民，理应有表达不满情绪的权利；我的行为乃旨在促发民众思考，何来“严重影响公共场所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之说呢？故，公诉人以“寻衅滋事”对我提告，实在诚非所罪耳！

但是，深究我行为的本质，确实有悖于法。一则，我未经有关单位许可，便擅自在其场所设施内进行涂鸦，且行为多次，破坏公私财物，给有关单位的后勤清洁人员造成很大工作负担，显然已触犯《治安管理法》，应以《治安管理法》相关条例对我处以行政拘留并追加罚金；其二，我在涂鸦中确实怀有偏激情绪，针对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博士使用了侮辱性词汇，或可构成侮辱罪。

据闻，上海市公安局“国内政治保卫”部门（秘密警察）本欲以刑法第105条，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我的行为性质进行定性，但经过多番激烈讨论，最终以“寻衅滋事”对我结案。这虽是个案，但在某种程度上显现了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国际大都市应有的包容和法治水平，我所接触过的年轻公务员族群对公民言论等权利相比他们的前辈同僚有着更为宽容的认知，因而在对我个案的定性过程中，显然这些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更有人文情怀的年轻公务员族群形成了主流意见。因此，虽然目前司法状况普遍糟糕，但我还是认为中国司法有进步的可能，毕竟，我从这群年轻人身上看到了他们的人性光辉，而他们将主导中国未来的司法格局乃至政治格局。

当然，如果是在30年前，我的行为或可能遭致极刑，我父母不得不为此支付1.50元子弹费。

截至本案今日开庭，我已受羁押五月有余。纵诚非所罪，我也已为所犯过错成熟了相当刑责。如大家所见，我在浦东新区看守所仅五个月，头发、胡须皆花白，看守所内的人权状况也不容乐观。当局应该接受我为“厕所革命”涂鸦运动付出的代价了。

美国的人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博士说，当公民遭遇恶法，必心甘情愿违反之，且心甘情愿接受因之而来的惩罚。唯如此，方能真正推动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正视民意，推动民主法治建设，持续改良社会。森林需要啄木鸟，健康社会需要有“啄木鸟精神”的公民群体。

中国共产党党史提到，1941年7月延安边区政府召开边区县长联席会议期间，雷电将一县长劈死，同时劈死了一农民的毛驴。该农民指天大骂，“老天爷恁不把毛泽东给劈死哩！”此话不久便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吩咐身边工作人员赶快释放该农民，并教育工作人员道，“骂人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方式嘛！”遂邀请该农民到毛泽东的窑洞内，听取农民对中央领导和边区政府的意见。原来是边区政府征粮过甚，故给农民造成过量负担所致。毛泽东遂采用党外民主人士“精兵简政的建议，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大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

这个骂毛泽东的农民被请到了毛泽东的窑洞里，还受邀一起吃了红烧肉。而我在看守所内，每周才吃得上一块红烧肉。

此一时焉，彼一时焉？

二. 于国有益  合情合理

昔云，崖山之后无中国，何焉？崖山之后，华夏子民饱受游牧民族奴役，稍有反抗精神者均受屠戮殆尽，中国传统士子精神已然崩塌矣。中共建政后不思强民之策，强加马列思想于国民，扼杀国民的个体意识，奉行民粹主义，以“和谐”、“正能量”诸幻象，变本加厉矮化国民，培育国民的奴性，以利于执政党的长久统治。

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蝇营狗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多之。而勇于追求自由与正义的公民，则寥寥无几。

一片繁茂的森林需要有一群啄木鸟守护。一个良性发展的国家也需要一批活跃的、富有“啄木鸟精神”的公民为之争鸣、奔走，甚至舍生取义，国家方能昌盛。

今日的中国执政党已然深刻认识到了国家存在诸多弊端及问题，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如公权力僭越何贪腐问题。我不客气地说，中共并不信任人民，应对上述问题，左手反右手，右手监督左手，是非诚意有效之举。试想关羽刮骨疗毒，岂能自己的左手给自己的右手刮骨乎？难忍，又难舍。必然依赖外力方能下手疗毒耳。是故执政党既然有意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消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就亟须来自人民自下而上的监督、来自党外人士的监督。

厕所涂鸦是一种行为艺术，当政府进行网络封锁堵塞民意和舆情，置诸多媒体于一言堂，防民之口，又如何防得周全！所有我在厕所里书写民意，用一支马克笔就足以打破你们用数千亿资金构建的防民之墙。

你们，是执政党内一股顽固势力，是阻碍进步的反动势力。

因而，我挑战你们，为执政党和政府主动请缨，刮骨疗毒，故于国有益，且合情合理！

三. 公民社会 百家争鸣

幸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国家开始涌现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没有过的。中国进入公民社会，乃历史所趋也！

早在明朝，我的苏州同乡顾炎武老夫子就提出了以“众治”取代“独治”的理念。公民社会的来临，并不必然冲击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但愚民式的民粹主义必将难行其道，威权式的“独治”将在历史潮流中遭到淘汰。

如果执政党能因应公民社会之潮流，明确二元三界域（国家、社会、个体）之间的权利界限，则一个和谐、繁荣的公民社会呼之欲出耳。所谓“二元”，即城乡。所谓“三界域”，即国家、社会、私域。公民基于自愿原则，将牵涉社会安全的权利让渡给政府，形成军事、外交、主权等国家权力；而在社会功能领域，如金融、公共设施建设等，则以公民自治为主、政府引导为辅；私域内，公民则享有完全的自由。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成了互联网上的一个端点。强权政府势力难在互联网上左右民意。互联网时代，呼唤公民自治。

因而，我们当前的执政党惟有改革当前的家长式的政治语态和政治模式方能因应时势。政府文件、报告、宣传文稿、政府官员们的公众形象，如仍不摒弃这种家长式的、民粹主义的、卡里斯马式（charisma领袖魅力)的腔调，但凡有点个体意识的互联网时代的公民实在厌之不已。

一个国家，惟思想自由，方有创造力。

期待总共能开放思想，开禁言论自由，以开放姿态，共同构建公民社会，百家争鸣，方有鸟语花香。只闻虎啸，一片肃杀。

千万不要做历史的罪人。

下面我要用中共党史里提到的一则希腊神话，来结束我的自我辩护。传说力大无穷的战神安泰，是大地之神盖娅的儿子。在每次征战中，只要安泰站在大地上，便能从他母亲那里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安泰的敌人盖尔酷里斯得知安泰的秘密后，就在战斗中设计将安泰诱入空中，最终在空中掐死了安泰。

这个故事，警示所有共产党人，千万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完）